耻辱刑正是统治者通过运用耻感文化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此意义上，法理学是求理之学、讲理之学、成理之学。如，20世纪70年代末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起草，1982年《宪法》的修订起草，后来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企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雅斯贝尔斯认为，哲学史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唤起当下的自我的苏醒。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丘汉平编《法学通论》十四章，打破当时流行的体系，依次分述法律现象、法律科学、法律概念、法律渊源、法律效力、法律解释、法律执行、法律制裁、权利义务的意义、权利义务的种类、权利分析、权利的行使、法律种类、以及法律内容的分类。我们既要研究纸面上的法律，更要研究生活中的法律。它们既是法的重要范畴，又是法的核心价值体系。涉及经济制度的，比如，松绑、给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减负、统分结合、直补、小产权、投机倒把、市场调节、国企改制、股份制改造、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资产流失、货币分房、份儿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

这一名称乃是仿照日本东京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使用过的课程名称。法理的具体内容不同，认识和阐述的方法也不同。所谓社会性指的就是，对耻的认知并不是以某一个人的标准为权威，而是以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为标准。

（《新五代史?冯道传》） 礼义廉耻这国之四维，在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可以说是支撑一个国家的四个基石，缺一不可。对于受过教育、有强烈荣辱观的官僚贵族来说，有时候耻辱刑的惩罚效果也许比对适用于普通老百姓更明显。耻感文化多为东方文化，其主要道德制裁为羞耻，为他人之耻笑批评或轻视。这些标记使得受刑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向社会公众宣布自己曾经犯罪受刑，让民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刑罚的严酷性。

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缺少四维，国家就会灭亡。

所以在中国古代统治者看来，用耻辱刑作为重刑的替代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展现了自己仁爱恤刑，又非常有力的教育了民众。但这种痛，常人意义上的理解是身体或生理上的痛，有时是自由或财产剥夺之痛，更有生命剥夺之痛。如果受刑人连这点痛苦都不用去承担，那么最基本的司法公平正义就难以实现了。杀人偿命只是针对犯杀人罪的人而言的，同理，伤人者受刑也是一种人的自然认知。

有的时候官员犯罪本应按律处以徒刑、流刑等，但是法律通常用耻辱刑来替代之，以羞辱之。对于混迹于官场多年的官员来说，政治生涯的非正常结束有时候可能比生命的终结或自由的限制还要令其感到痛苦和羞愧。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类刑罚能在中国产生并存在几千年而不被社会所淘汰，有深层次的原因和基础。（《汉书?惠帝纪》） 清朝也有对特殊人群判处耻辱刑以显恩赦的做法，《大清律例?名例律》犯罪免发遣条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

这也是其存在社会政治的需要。另外，作为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手段，刑罚的存在和运作都必须以推动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统治阶级权威为出发点，所以耻辱刑的存在基础也不能忽视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

（《旧唐书?张廷珪传》） 士阶层的气节文化时刻提醒着贵族官僚们，荣誉比生命重要。一个社会，只要保有正常的善恶观，这个社会就能自发产生诸如杀人偿命的普遍认识。若其有犯，应死即杀，应流即流，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倾斜、危险、倾覆尚可以解救，但国家若灭亡了，那就毫无办法了。除了象刑以外，髡刑、耐刑等剃除毛发类的耻辱刑也常常作为替代刑，以恩赦受刑人。在法律层面上，受刑人因罪受罚，知晓了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

中国古代典型的耻辱刑，如髡耐之刑剃去受刑人的毛发，这即伤到了发。缺少三维，国家就会倾覆。

官员一旦受到了这类惩罚，就意味着国家对其政绩的否定，在严重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这种宣誓效果非常直观地、非常有效地起到了教化民众的作用。

从人的本性上来讲，看到国家法律对犯罪人进行人身污损、人身侮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认同。如受过墨刑的人，面部或者额头上时时刻刻显现着诸如劫抢夺窃盗等代表着罪行的文字或标记，对受刑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羞辱。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水浒传》里的宋江，尽管做了寨主，极尽风光，但一想到自己脸上的金印（刺字），每每心情沮丧。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这里提到了对儒者的三点要求，即可以亲近而不可威胁，可以接近而不可逼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侮辱。颡受墨涅，若肤疾然，虽刑而不害。

这一需要主要体现在通过耻辱刑用刑效果、耻辱效果的广泛传播，来向社会大众传达一种行为准则。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

通过刑罚的展现尤其是耻辱刑的公示效应来教育、教化民众也正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政治统治的需要。罪感文化多为西方文化，其主要道德制裁为罪咎，为自身之良知或罪咎感。

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罪犯就应该受罚并受辱的认识，是广大群众普遍的心理，但这并不是最深层的原因。

言为人子者，常须戒慎，战战兢兢，恐致毁伤，此行孝之始也。第一种情形在中国古代较为常见，如上古时期的象刑这种耻辱刑，就是用象形来直接替代奴隶制五刑，以恩赦受刑人，体现了君王的仁爱。尤其是毫无肉体痛苦的髡耐之刑，必须建立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道观念的普遍认识上，才能发挥其惩罚和耻辱效果。若无这一基础，耻辱刑就毫无存在的价值。

这两种情性或情绪，能激发两类不同的道德价值与道德行为，因而形成了人类学家之所谓耻感文化（shame culture）与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一个人自呱呱坠地，就完整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他就有责任在有生之年为了父母保全自己身体的完整性，一直到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也必须全而归之。

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评论过孝，其父母唯其疾之忧的说法也印证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论断。耻辱刑作为一种独特的刑罚种类，常以特殊标识使受刑人蒙受羞辱，并将这种羞辱加以公示广告，借助受刑人内心耻辱痛楚和大众观睹恐惧来达到惩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

这种容貌形体上无法掩饰的残毁，受者终身不齿于人，奇耻大辱莫过于此，自非君子所能堪，而且墨者守门，劓者守阙，宫者守内，刖者守囿，种种贱役，更非君子所屑为，无论其刑其役，非君子所能容忍，不但对于受刑者本人是一种绝大的侮辱，便是对于贵族全体也是一种侮辱，威严已失，何以临民。《清史稿?刑法志》对此评论：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号代刑，强干之义则然。